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向善”？——让光照进缝隙里 原创

科技原是中性的，但我们总希望它能拥有温度，能造福于人类。尤其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技术爆发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象——往前20年，世界才刚刚联网；如今，我们已经在享受AI技术创造的“科幻生活”场景；往后20年，元宇宙的新世界将被开启——而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向善”。

一方面，是因为科技被滥用带来的恶果比以往更大，成本却更低；另一方面，还因为我们对不断发展的科技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无论何种原因，科技向善都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

当然，科技向善的范畴非常广。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更便捷、更高效，是善；让人类与自然的相处更和谐，维持生态稳定，是善；不滥用用户数据，保护数据隐私，是善；利用科技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也是善……还有一些“善”，能穿透阻隔，照进“黑暗角落”。

离残障人士的生活近一点，再近一点

科技向善，说的是以人为本，要为大多数人带来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感受应该被忽视——比如说残障人士。

根据中国残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残障人士总数超过8500万，占全国总人口6.34%。我们之所以很少在公众场所遇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数量之少，而是由于公共设施不够完善、社会服务难以保障等原因，残障人士很难真正融入我们的正常生活，更别提去承担普遍性的工作。

“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生活只是一面窗，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理事、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熊红霞的这样一句话令我触动许久。

好在，这样的现状正在转变，阳光正在照进“缝隙”里。比如，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我们看到了在央视频上岗的腾讯3D数智人“聆语”，还有在央视新闻与朱广权“搭档”的百度智能云AI手语主播——他们的出现，让我国近2700万的听障人士也得以体验了一把赛场上的“速度与激情”。

我国的听障群体占残障人士的比重不小（达到了30%以上），但国内具备专业手语翻译资格的人员却不多，巨大的市场缺口如今有了虚拟数字人的填补，越来越懒多的“他们”出现在比赛解说、新闻播报、天气预报等节目，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善。

不仅仅是听障人士，更多残障人士正在“科技向善”的行动中受益。比如同样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还有由科大讯飞打造的虚拟志愿者“爱加”，她熟悉六国语言，可以替代真人提供全天候的播报服务，包括介绍赛程或者推荐周边的人文景点，让视障人士也能在奥运村里“听见”文字。

而赛场之外，为了让残障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我国在《“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信息无障碍，智能化服务要适应残疾人需求，智能工具应当便于残疾人日常生活使用”。科技向善的倡导，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其中，不仅有百度、腾讯、科大讯飞，还有很多国内外的科技公司都在用实际行动“向善”前行，走近残障人士的生活之中。

举例来说，早在十几年前，微软就开始与我国专门服务视力障碍人群的公益组织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合作，为其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比如将深度神经网络语音合成技术应用于为盲人朋友生产高品质的有声内容，让视障人士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聆听进行学习；而成立于2008年的IBM企业全球志愿者服务队，每年也都会从全球范围内选送企业优秀员工参与跨地区、跨国的社会服务中，2009年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服务于汶川地震后的灾区建设工作，并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四川圆梦助残公益服务中心针对残疾人的在线服务平台，提供商业运营和管理战略咨询。

所以，关于爱和善，不仅无界，更无国界。

照亮心理疾病患者的“出口”

和具有生理缺陷的群体一样需要被给予更多关注的，还有心理疾病患者。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约有600万重度精神疾病患者，9500万抑郁症患者。这个数据，占我国人口比例几近7%，甚至超过了心脏病和癌症的病例数——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深渊。

但是，和近1亿的抑郁症患者形成强烈数字对比的，是不足4万的精神心理科执业医生。据统计，我国仅有0.5%的抑郁障碍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医患比例失衡。

科技被认为是重置这种失衡状态的“砝码”。比如此前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就表明，VR技术可能取代人类理疗师被应用于心理治疗中。在试验中，科学家通过对患者采取4-5次的30分钟VR治疗发现，患者的恐惧心减少了2/3——这与人类理疗师治疗效果基本持平，甚至还要更好。

这是全球首个针对心理障碍采用的VR治疗试验。在国内，同样有公司已经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践。比如，由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中心——湘雅二院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浙江省精卫中心、浙江大学医学院精卫中心等多家研究机构和专家共同发起成立的“心景科技”，目前已经依托22个虚拟现实临床应用研发中心，把VR/AR、AI等技术应用于失眠障碍、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各种心理疾病的康复治疗。

不少专家明确提出，在不远的将来，虚拟现实将成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暴露疗法、慢性疼痛以及其他病症的一种常见治疗方式。除了能够弥补医疗资源的不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治疗方式可能帮助患者缓解“病耻感”。

数据显示，心理疾病患者的病耻感甚至要显著高于癌症患者。这是导致患者无法得到充分治疗的另一原因。而如果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沉浸式理疗，患者就可以选择在一个让自己更舒适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科技带来的极大“善意”。

而除了虚拟技术之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在助益心理疾病治疗方面被赋予了很多期待。我们知道，目前的心理疾病疾病治疗方式仍然以药物为主，长期服用不仅副作用大，还容易出现耐药性和成瘾性，治疗效率更难以保证。

计算机技术的跃进式发展为医疗研究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科学家们慢慢意识到可以用电流替代药物调节，直接刺激神经元。早在两年前，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X LAB发布了一个名为“Amber”的项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把机器学习和脑电图相结合，以测量大脑的电活动，利用AI诊断和治疗脑电波引起的抑郁症。

还有人更进一步，早早把目光瞄向了脑机接口——希望通过在大脑中安装芯片来改善心理健康状况。虽然业界对这一方式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已经在去年通过一项案例研究证明，患者的确能通过脑部植入物获得神经刺激，进而产生抗抑郁效果。

而在国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也在去年与脑机接口公司强脑科技（BrainCo）达成合作，致力于打造以脑机接口为技术核心的抑郁症筛查项目。在此之前，强脑科技还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国家孤独症康复研究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院均联合开展了脑机接口联合研究项目，助力孤独症科学康复与儿童脑智发育研究。

虽然道阻且长，一切才刚刚开始，但随着生物科技与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结合，科技发展必然为心理疾病患者们照亮更多“出口”，帮助他们逃离“黑暗”。

扼断人口拐卖的“黑色链条”

有人的“深渊”是与生俱来的无奈，是原生环境的苦楚；但有人的深渊，却是厄运的捉弄，是人性的罪恶。

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苦寻孩子24年，《亲爱的》原型孙海洋父子时隔14年才刚刚重聚，“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又开始发酵——人口拐卖的问题，被这届网友推向了高潮——成千上万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声、唤醒防拐意识，也在曝光花样百出的拐卖骗术。那么，科技能为此做些什么？

2016年，我国公安部联合阿里巴巴开发上线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通过与淘宝、支付宝、高德地图、腾讯QQ、百度地图、滴滴出行、饿了么等数十个主流APP的对接，利用地图定位功能，该系统可以以案件发生地为中心向周围发布遗失孩子的消息。比如，失踪1小时内系统会把信息推送给100公里范围内群众和警察，2小时内范围扩大到200公里，以此类推。

孩子走失，有一条“黄金40分钟”法则，这是找回被拐儿童的黄金时间。所以，“团圆”系统的上线无疑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据统计，从2016年至今，系统总共发布了近5000条的儿童失踪信息，找回率达到了98%以上。加上与“全国防拐DNA系统”的结合比对，我国公安部仅在去年一年就找回了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000多起，其中时间跨度最长的61年——郭刚堂、孙海洋的案件也在其列。

和阿里一样，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都在尝试用科技的力量，帮助“郭刚堂、孙海洋们”寻亲。比如，同在2016年，百度也与民政部、宝贝回家寻亲网合作推出了一项AI公益服务——“百度AI寻人”平台，求助者不需要注册或登记，只要在网站首页上传走失亲人的照片，就可以与民政部登记的走势人口信息快速比对。基于百度的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快速检索并呈现相似度最高的多个参考结果。

除此之外，儿童智能手表、智能书包各种儿童防拐装备层出不穷，比人脸识别更精准的虹膜识别技术也被用于防拐，智能安防的构建、智慧城市的建设正在使得很多事件得以防患于未然——科技向善，给了“寻亲”这件事更大的希望。我们同样期待，更多、更完善的科技能被应用于此，彻底扼断人口拐卖的“黑色链条”，摧毁罪恶的培养皿。

从此刻出发

所以，我们谈科技向善，既要谈科技“不作恶”，还要谈科技如何“创造善”；既要想如何为更多人创造价值，还要想如何为“少数人”行善。人生路上遍布着裂缝，里面除了残障人群、心理患者、被拐群体，还有老年人、儿童、低收入人群、灾民等许许多多的弱势群体——而他们，都在等待自己的小小世界被光照亮。

诚如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邱泽奇说：“科技向善不仅是科技公司的责任，也不仅是大公司的责任，而是所有公司、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既是责任，便要先有意识，而意识，从此时此刻，便可以树立。